致远博客

那些武汉封城后的事情

从1月23日算到今天,武汉“封城”已经有21天。

抗疫工作如火如荼,与抗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为此处已经陷入半瘫痪的泥潭。

梁建章先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从人均寿命角度看抗疫措施是否得当》中列举了这样的一些数据:

爱德华多•波特有这么一句名言:“一切皆有价”。即我们所有的选择性行为,无论是婚姻、开车、买书,还是喝咖啡、投资、上网娱乐,都是权衡过利弊和付出代价的过程。世间一切事物皆有价格,不同的是,有的明码标价,有的暗藏其中,或可以用货币计算,或需要用时间衡量。

这么说来,生命也是可以被衡量价格的。我们可以用经济学中“生命价值”的理论来加以解释。“生命价值”是指一个社会愿意花多少成本来提升人均寿命。这个价值也可以一份工作的薪水和这份工作对身体健康损伤的概率来计算。

比如说,像矿工、超高建筑工等职位相比于其他职业,有着更好的岗位保护制度和更高的薪资回报。拿更贴近的例子来说,前些时候沸沸扬扬的“996”,当我们质疑是否剥削劳动者的时候,有人在知乎站出来如此回应,“我之所以996是因为给了足够的薪水”。

经济学家也早就从经济学意义上计算了生命的价值: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生命的价值在10~60倍的人均GDP之间。

假设生命的价值按照30倍的人均GDP来计算,人的一生按照80岁约等于30000天来计算——

30000天 = 30x人均GDP

→300天生命 = 30%的GDP

→1%的GDP= 10天的生命

可以发现,这个结果和以上通过比较不同国家人均GDP和人均寿命的推论基本吻合。

梁建章先生写道:如果对每一个流感的人也就是10%的人口都隔离14天的话,还必须隔离与其密切接触的家人(按照20%的人口来计算),那么由于在此期间他们几乎不再参与创造财富的工作,仅这些人就会损失30%*14/365= 1%的GDP

1%的GDP倒退实际上会使整体的社会在医疗、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方面的倒退,其实会使得我们的社会和我们个人有更大的期望损失。

但这只是计算,人也只是普通的生物,有着七情六欲。


疫情隔离带来的是人均寿命减少,但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面对的是死亡和亲友死亡的悲痛。虽然都是平均,一个是少活多少天的问题,但另一个是生与死的问题。在我之前的文章中我也说到:对于整个社会来言,患者、逝者也只是数字中的分子分母;对于我们而言,那些人是我们的朋友,那些人是我们朋友的亲人。他们都是人。

没必要也不能盲目的全部隔离,总的来讲,当病人还处于少数集中于一、两个城市,传染病处于爬坡期的时候,我们需要通过控制人口流动或者禁行来控制病情发展,而当发病病人零散的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改变方法,比如说:在高峰期到来前隔离,之后规定上班族上班需要强制佩戴完善的防护装备、发动社区、社区医院、地方医院的力量快速筛查疑似病人,非确诊患者无需隔离等等。当然筛查病人对于医疗系统的负担、对于试剂、医疗企业的消耗,这也都是需要额外计算权衡的。社会和人们的心理是一个复杂的混沌系统,毕竟……人在家里闲久了也会容易产生社会问题。

治理需要底线思维大于最优思维。比如说交通事故带来的人均寿命减少不一定要用拓宽道路解决,还能通过安全教育。而针对本次高传染率、已经扩散的新冠病毒,最底线的思维就是封城,短期的教育解决不了即时的问题。

任何社会的问题都是一个系统问题。


为什么“非典”之后还会有大规模肺炎?

二月四号有篇文章《抗疫一个月,我们已经重复了11个非典时的错误》比较系统的归纳了这次我们犯下的错误。比较庆幸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仍能看到和搜索到这篇文章。

和网络禁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互联网时代,我们有着更有力的工具发声,有着更强大的力量去记录我们的声音。也有更多的人,加入到传递声音的旅程。

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2019ncovmemory/nCovMemory

为什么还会有第二次大型传染病呢?在《人类简史》中,作者传达了类似的思想:“曾经的人类在天灾面前无能为力,但现在,随着人文主义,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已经没有天灾只有”人祸“。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问,到底是谁出了问题?”

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我们的通识教育,对于传染病,尤其是流感没有很好的介绍,民众对于流感的认识不够。与2016-2017年美国流感疫苗接种率未成年43.3%,成年人59%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流感疫苗全民接种率不足2%,不及美国1/20.

我们的政府认识尤其不够,在中央CDC判断有误,政策规定无法按甲类传染病管理的前提下,政府对于密集肺炎的发病,对于有着共同暴露史的事件也应该向大众披露,提醒应该佩戴口罩减少出行。Louis Kim教授等的模型显示,当媒体的报道量增加十倍,此类疾病的感染数减少33.5%,尤其是在今天的互联网世界,被封锁的信息相比公开的信息更会造成社会舆论的质疑和恐慌。

在情况逐渐严峻,政府突然宣布封城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信息和患者求助使得大量民众疑病挤兑了武汉的医疗资源,今天的数据显示40%的患者是在医院等环境交叉感染。传染病的增长是指数级模型,在不加控制、人口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很快就会人满为患到达今天的局面。

以下公式是用来衡量软件的病毒传播效果的,但对于真正的传染病,我认为里面的几个关键指标K, CT还是有很强的解释意义的。

Custs(0)是种子用户数量, Custs(t)是过了一个时间周期后, 增加的新用户人数。t则是周期, 可以选择天,月年。 确定T周期后, 通过大数据统计, 计算K值和ct值。

传播周期是指种子用户在一轮传播后, 失去了再邀请新用户的能力。换句话说, 是一个新用户用户了7天时间成功推荐了2个用户后, 就再也不推荐了。那这个传播周期如何计算呢? 我认为是加权平均值。 第一个用户是第一天推荐的, 第二个用户是第7天推荐的。 那传播周期就等于(11+71)/2 =4. 平均花了4天推荐了2个用户, 种子用户就失去了推荐能力。

和真正的流感很像?不是吗。

再说武汉的雷神山、火神山,在这样的环境下建立临时的统一医院是有意义的,但为什么在两座医院验收后才想起来“方舱医院”,是因为现在才意识到两座医院和现有的定点医院已经满足不了确诊患者的需求了吗?

财新记者综合多位一线危重症救治专家的数据和意见发现,即使在医疗干预的情况下,新冠肺炎患者的病症概率发展如下:

方舱医院的建成无疑是件好事,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克服了大量的困难,但没有建方舱医院的这段窗口,会有增大多少发展为重症的几率呢,又有多少人会发展为重症呢。这值得思考与反思。


封城后的灰色人群,那些意外和伤害

武汉爆发了新冠病毒,武汉获得了最高的关注。

那些周边的城市呢没有获得这么高的关注。

以武汉全国前四的医疗条件来讲,已经遭到了如此之高的挤兑,在大量的医疗志愿者和物资到来后才有所缓解,黄石、新洲这些城市的处境相比之下就艰难了很多。

“911”之后,很多美国害怕坐飞机,于是选择开车长途旅行。因此而不幸死于车祸的人数,远远超过飞机事故。

与封城、抗疫新城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因为抗疫而陷入困境的人。

据估计,一个月在武汉有超过一万名孕妇临产。可以想象,医院资源如此紧张,医院的感染风险如此之大的今天,孕妇们非常需要医疗的帮助。

与此同时,大量的白血病、艾滋病患者陷入了无助。艾滋病的药物是由医院每四个月统一发放一次。艾滋病人一般需要搭配三种不同的药物治疗,一旦发生缺药没有按时服药,就很有可能形成病毒的耐药性,大幅度减缓寿命。

他们应当得到关注。应当得到帮助。

前几天看到西贝莜面村发布公告说,现金流只能撑两个月,否则只能申请破产,也看到朋友圈有说厨师卖菜的场景。

还有那些因为患病失去工作,因为患病家破人亡的人。

我想他们的痛苦,应该被看到。

我记得《拯救大兵瑞恩》里有这样一句话,“这个瑞恩最好值得我们去救。”

愿我们都做一个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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