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 **面对不断上升的确诊人数、死亡人数,你麻木了吗?** <!--more--> ![2020-02-08T08:10:43.png][1] 这个是丁香医生从1月23日开始对官方数据的一个统计图,和这个图在一起的还有一张死亡人数统计: ![2020-02-08T08:11:04.png][2] 在我选取这两张图的时候,我的眼里饱含泪水。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这样的泪水可以再坚持几天。 这几天我听到了一些官方发言和社会上的一些言论:“新型冠状病毒在非湖北地区死亡率在1.1%左右,出院病人的平均住院周期为8天,相比之下湖北的出院病人平均住院周期为22天…”、“新冠病毒好像一点也不可怕,也没死几个人”。 *一个人的死亡是个悲剧,但是100万人的死亡不过是个统计数字——斯大林* ![2020-02-08T08:11:46.png][3] 这是到昨天为止的一张统计图,每一个百分点后面都是一条匿名化的生命和一个家庭的痛苦,或者说几个家庭的痛苦。 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做**可识别受害者效应**(*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即:**受害者如果不具备高的可识别性,人们会对其漠然视之。** 活学活用这个效应的集大成者是人类历史上高居屠夫榜第二位的伟大领袖斯大林,他的名言完美解释了这个效应。 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30日晚八点半的会议上宣布,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件”(PHEIC)。 随后,WHO在推文中强调:“我们必须牢记,那是一条条活生鲜丽的生命,而不是数字。” ![2020-02-08T08:12:14.png][4] 在看到每天央视的直播,在看到雷神山、火神山两座医院建设争分夺秒,在见证方舱医院入住,在每一个这样的中国奇迹后。你能想到吗?数以万计的人们,在等待着医疗救治,在迫切着需要药品,也有数以百计甚至千计的医生在一线不分日夜。 *“我确诊了,现在在酒店里隔离,但是我两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已经发高烧三天了,他们连饭都做不了。”* *”我记得她是下午两点钟走的,之前她还在和她老公视频,监护仪上所有的指标都不好,血压往下掉,心率也在往下掉。我就知道她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也就是上海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钟鸣说的”炎症因子风暴“阶段,之后马上就是多脏衰。可是我没有任何办法干预啊,等她大概视频完,没过多长时间,手机从手中啪地坠到地上,大妈就这样在我面前,走了。“* *”这个病人很快就出现了ARDS也就是呼吸窘迫,然后到死的时候人还是清醒的。最后几分钟就是活活憋死过去的,我们也用了很多的抢救设备,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想想官方那些数字。你能想象这是数千个家庭吗?说真的当我们看到一个生命,我们可以想象它的希望和痛苦。当我们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病人,看到他们的眼睛,我们的心也会痛苦。 薛兆丰老师在奇葩说里说到,当看到一个具体的人的时候,你会怜悯会同情,但远一点,在整个社会,就只有阶级制度。 我们可以理解某个生命的生活经历中有无数的复杂性。但对于这些数字,他们像是一个抽象概念。当这个数字超过了一个限度,你就开始麻木了,我们就开始麻木了。 我们的大脑天生对数字不敏感。 这是一种精神麻木,它随着苦难中受害者人数的增加,我们的同情心以及我们帮助他人的意愿,必然会下降。即使受害者人数从一人增加到两人,这种情况也会发生。 保罗·斯洛维奇在《数字麻木》中写道:“如果我看到一群人,我不会有所行动。如果我看到一个人,我一定会的。”。 我们对某一个不幸的人会怀有无穷的怜悯之心,却普遍地对许多人的痛苦漠不关心。 但这种对于某一个不幸的人的怜悯与同情是可以转移到一个群体的。 ![2020-02-08T08:12:42.png][5] 在这个《我要读书》的公益广告播出后,贫困地区孩子的教育问题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那个公益片中的女孩子——苏明娟,现在已经是共青团安徽省省委副书记,而人们的捐款更是让数百个孩子读完了大学。 你可能会想,如果我们看到仅仅是介绍这些孩子没有书读,也会有一样的效果。 2011年开始的叙利亚内战让62.4万个叙利亚家庭遭到破坏,让330万人被侵犯流离失所。但在2015年11月前却没有什么人关注。 ![2020-02-08T08:13:21.png][6] 但在11月,迎来了一个彻彻底底的转折。谷歌搜索引擎的数据表明人们对叙利亚战争的关注持续了大约一个月。 原因是这张图片: ![2020-02-08T08:13:42.png][7] 这张叙利亚难民男孩艾伦·库尔迪(Alan Kurdi)的照片被记者刊登后,公众舆论对叙利亚内战彻彻底底的变化。在此之前,这场内战迄今已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不仅仅是搜索关注。照片发布后,帮扶叙利亚难民的慈善捐款也大幅增加。 ![2020-02-08T08:14:00.png][8] 这个研究表明,仅仅是多一个孩子就会让人们援助的意愿降低。 我们也许对群众的痛苦无动于衷,但是我们的生理机制决定了,只要有一个人的痛苦被看见,我们便能被打动。 我们不能对这次的痛苦、过去的痛苦、未来可能的痛苦无动于衷。我们是相信这世界会逐渐变好的。 2017年,心理学家库尔特·格雷(Kurt Gray)和同事们尝试了一种措辞上的微调,以增加公众对他人的同情。他们不强调“一群人”,而是突出“群体中的个体”。强调个体的感觉和痛苦让社会对于一个群体的痛苦加以感受。 *“看看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问题,”斯洛维奇说,“各种难题牵涉的人数都是如此之多。”* 我们没有那么善良,但希望我们善良到能对一个个体加以关注。 那些个体,从来不是个数字。 [1]: https://blog.uniartisan.com/usr/uploads/2020/02/4123524977.png [2]: https://blog.uniartisan.com/usr/uploads/2020/02/2554340388.png [3]: https://blog.uniartisan.com/usr/uploads/2020/02/2781410251.png [4]: https://blog.uniartisan.com/usr/uploads/2020/02/3254812070.png [5]: https://blog.uniartisan.com/usr/uploads/2020/02/2164454320.png [6]: https://blog.uniartisan.com/usr/uploads/2020/02/1886577196.png [7]: https://blog.uniartisan.com/usr/uploads/2020/02/2416095581.png [8]: https://blog.uniartisan.com/usr/uploads/2020/02/3743019686.png Last modification:February 8, 2020 © Allow specification reprint Support Appreciate the author AliPayWeChat Like If you think my article is useful to you, please feel free to appreciate